“隱語行話”是某些社會團體出于維護內部利益、協調內部人際關系的需要而創制、使用的一種內部言語符號體系，是一種特定的民俗語言文化現象。“隱語行話”也稱“春典”，只在小范圍的社會群體中流通，民俗語言學將其歸入“秘密語”的范疇。

隱語行話功能特殊

“隱語行話”的首要功能是保密。例如，跑江湖賣藝的師父常對徒弟說“調角碼子漫過去”，意思是“不要向圍觀人群中的那位‘刺兒頭’（即難以對付的看客）收錢”。圍觀者茫然不解，但同行瞬間領會。舊時的天津當鋪或錢莊商人在經營活動中就形成了一整套內部隱語，他們商討價錢時的策略性對話，外人絕對聽不懂，從而達到保密和盈利的雙重效果。

“隱語行話”的另一功能是社會的身份認同。小說《林海雪原》中楊子榮與土匪的“黑話”對答——“天王蓋地虎”“寶塔鎮河妖”等便是典型例證。在社會言語交際中，尤其是初次打交道時，一句恰到好處的隱語行話，勝過千言萬語的自我介紹。

隱語傳播有土壤

近代以來，大量江湖隱語突破行業壁壘成了天津市井口語。

據《天津方言詞典》統計，源于隱語行話的天津方言語匯近兩百條。究其成因，與天津民俗文化獨特的社會生態環境密不可分。作為“九河下梢”的移民城市、北方交通樞紐兼商埠都會，天津市區分布著南市“三不管”、河北鳥市、河東地道外、河西謙德莊等眾多“明地”（江湖藝人露天表演場所），匯聚了“金、評、彩、掛，皮、團、調、柳”八大門（金：算卦相面；評：說評書；彩：練雜技、變戲法；掛：保鏢、賣藝；皮：賣野藥；團：說相聲；調：行騙、偷竊；柳：唱鼓曲），因而“春典”系統極為發達。隨著時代變遷，部分“隱語行話”逐漸褪去隱秘色彩，融入百姓日常談吐，成為天津方言語匯中極富個性和表現力的成分。

以漕運、碼頭、商埠和游民四要素為基礎的津派民俗文化，與使用隱語交流的天津社會有著千絲萬縷的聯系。首先，獨具個性且生動活潑的天津民俗文化，與外來的江湖文化能一拍即合，產生同振共鳴；其次，作為中國北方最大的商埠、戲劇碼頭和曲藝之鄉，天津市民對表現力強的外來詞語有一種與生俱來的敏感和偏好，擅長將其吸納、改造為天津方言語匯，并在社會上迅速流行；再次，天津碼頭從業人員的主體是失去土地的北方農民，他們以“闖碼頭”的形式進入天津后，思維方式與價值觀念有局限性，除講義氣、抱團兒、性情豪爽外，也帶有視野狹隘、不思進取、隨波逐流的特點，這也為“江湖隱語”的傳播和演變提供了土壤。

舊時代，天津“腳行”和“鍋伙”等下層社團群體具有一定社會能量。從清乾隆末年到光緒末年，這一百多年間是天津“混混兒”盛行的時期，其間產生并流行的“隱語行話”在天津方言中有典型反映，例如“疊了”“有種”“夠板”“拉破頭”“栽面兒”“豁個兒”等。這些詞語從“隱”到“顯”的轉換并非一蹴而就，而是經歷了若干可辨識的嬗變階段。

“隱語”如何變口語

“隱語行話”對外傳播的第一通道，就是該行業長期與市民廣泛接觸。例如撂地賣藝、街頭售藥、雜耍表演等從業者都練就了能說會道的嘴皮子，每天的營生就是直面市民大眾，招攬生意或兜售藥品。在此過程中，他們用隱語進行內部溝通，但某些高頻詞難免被耳尖心細的看客捕捉、猜測、破譯，進而模仿、使用。

部分“隱語行話”的大眾傳播還會依賴現代報刊作為中介。清末民初，天津公開發行的報刊就有一千多種，其中不少報紙每天連載各類言情小說，這些小說中多次出現諸如“耍人兒”“摘眼罩兒”等源于“隱語行話”的詞語。讀者在閱讀中接觸并理解其語義后，自然將其帶入口語交際中。這種“先文后語”的傳播方式，使“隱語行話”在脫離原行業語境后，于大眾口語傳播中獲得“新詞新語”的身份。

“隱語行話”演變為天津方言詞語，其詞義演變過程主要表現為詞義擴大和詞義轉移兩種類型。所謂“詞義擴大”，指原詞語在保留核心語義的同時，所指范圍顯著擴展。例如“打悶棍”，原指用棍棒從暗處猛擊行人以掠取財物，后比喻乘人不備發起突然襲擊；“打下手”，原指戲曲樂隊里聽從鼓板指揮的鑼、镲、梆子等響器演奏者，后泛指做次要的輔助性工作；“門兒清”，原指犯罪團伙內部的規矩，后形容懂行、了解得非常清楚；“出道”，原指流氓團伙在黑道上取得一定名氣或地位，后泛指學徒學藝期滿，開始從事某項工作或事業。所謂“詞義轉移”，例如“范兒”，舊指戲劇界演出的技巧竅門，后指風格、做派；“水貨”，原指犯罪團伙水路運輸的走私品，后泛指劣質產品或徒有虛名的人物；“叫板”，舊時戲劇界演員在道白后、起唱前對伴奏鼓師的暗示，后指用言辭進行挑戰或挑釁。

“春典”的社會泛化

其一，不改變原義，直接進入大眾口語。如“綁票”原是東北地區盜匪集團的秘密詞語，意為搶劫人質以勒索，進入共同語后釋義為“匪徒把人劫走，強迫被綁者的家屬出錢去贖”，與原義無區別。類似例證還有“撐腰”“掛彩”“盤道”“貫口”“攢兒亮”“出點子”“小白臉兒”“煞風景”等。

其中，“攢兒亮”一詞尤為典型，值得詳加解說。“攢兒亮”讀作cuánr liàng，是由人的活動狀態和精明的辦事能力概括而成的“春典”，其語義為明白江湖事理、聰明敞亮、達權知變。因其在生活中頻繁使用，逐漸演變為天津方言詞匯。具體而言，“攢兒”早先指召集工匠和勞力，后泛指零工聚集等待招工的地方，也稱“攢兒上”，早期為北京腳行術語，后傳入天津。“亮”指機靈敞亮——人群中那最機靈、最有號召力、被公認為最明白江湖事理的人，與“攢兒”合稱為“攢兒亮”。早年天津六號門貨場，每天早上聚集很多等活兒的人。人群中總有懂理懂面兒的聰明人，如遇肥差，馬上自報家門；如果遇到警察招人干活兒，他會閃到一邊，把活兒讓給新來乍到的“老趕兒”，因為給警察干活兒很難兌現工錢。當時稱這種人為“攢兒亮”，其語義不但言其聰明，還含有會來事兒、見風使舵、眼神兒活的意思。可見，“攢兒亮”是從腳行內部用語直接進入天津大眾口語的。

其二，語義泛化，即所指范圍由專指擴充到泛指。“臥底”，原指江湖組織或匪幫打入內部潛伏，后指“潛伏下來做內應”，為公安系統常用。“下海”，原屬梨園行隱語，指業余演員轉而從事專業演出，現泛指科研人員、教師、機關工作人員離開原崗位去辦公司、搞實業經商。源于收藏古玩行業的“隱語行話”，如“打眼”本指判斷失誤買了假貨，“撿漏兒”本指買到被低估的好東西，“拿分”本指收購到能獲高利的商品，后喻指成功、盈利、獲勝。以上例證說明，隱語行話中富于表現力的詞匯，在適應社會交際需求的前提下，能堂而皇之地進入共同語，成為普遍使用的大眾語匯。

其三，在原有語義基礎上產生新義后進入日常口語表達。例如“單挑兒”，原指舊時混混兒之間一對一的單打獨斗，即獨自與對手較量以決勝負，后引申為獨立工作。再如“死簽兒”，原指舊時腳行爭碼頭群毆時，一方提出苛刻條件，另一方抽簽決定誰去應對，抽中黑簽者多半不死即傷，故稱“死簽兒”，后泛指玩命、拼命。這類詞匯語義的社會化，是天津市井文化中“講義氣、抱團兒”性格的語言投影。又如“跳槽”“回頭客”等原屬青樓隱語，“走穴”“托兒”“出血”“大腕兒”等原屬江湖隱語，泛化后，其語義所指和語用范疇均發生改變，人們雖在口語交流中常用，卻對其背景習焉不察。

隱語流變與社會變遷

天津方言中的“隱語行話”，絕大多數源于梨園界、古玩行等諸多行業。例如天津人說的“活兒”，本于曲藝雜技界對“節目”的稱呼：表演叫“使活兒”，輔助表演叫“量活”，魔術叫“文活”，雜技叫“武活”，古彩戲法叫“落活”，義務演出叫“票活”（后指無償勞動）等。笑料叫“包袱兒”，“活兒使響了”指相聲表演把觀眾逗樂了，“活兒使悶了”指沒把觀眾逗樂。“挎刀”指有名望的演員在別人主演的劇目里擔任配角，后比喻當助手、輔佐陪伴。“現掛”原指觸景生情即興創作，后指即席講話、事先無準備的臨場發揮。“開方子”本指中醫開藥方，后引申為委婉索賄。源于古玩行業的“打眼”“撿漏兒”“拿分”等，通過隱語可以判斷對方是否為“圈內人”，懂行話的買家在交易中更具主動權。

隨著城市現代化進程加速，傳統的撂地賣藝、街頭售藥等業態漸趨萎縮乃至消亡，“隱語行話”賴以生存的社會土壤日漸式微。江湖行業雖已過氣消失，但其富于表現力的語言遺存卻被市井社會打撈、保存、再利用。天津方言的特色之一，就在于擅長將江湖行話、梨園春典、工藝術語等隱語，轉化為市井百姓日常使用的社交詞語。天津方言口語生生不息的活力，在于它從不固守的疆域或刻板的規則。隱語行話從“隱”到“顯”，其本質是同一語言生命體的兩個不同側面，這種跨界使用屬于正常的言語現象。